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后百废待兴，发展迫在眉睫。从国际局势看，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根据对世界大势的判断和中国的现实需要，提出了对发展问题的根本性看法和战略性主张，为当时和其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基础。

　　发展道路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别国模式，探寻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路的集中概括。在领导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逐步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认识判断：思想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经济上提出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行改革开放，要把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发展辩证统一。基本要求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敏锐地把握当时世界普遍出现的现代化潮流，提出了“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设想。后来，又进一步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无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都强调要从中国的自身国情出发，又置身于广阔的世界历史潮流中，为后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奠定了根本的基础。

　　发展阶段论。对我国处于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一直以来存在模糊的认识。发展阶段不清楚，就不能正确地厘定我国所处历史方位，也就不能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此，有深刻的思考。他说：“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判断。这一判断包含两层基本含义：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阶段。由此，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对于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一步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又讲：“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发展动力论。针对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种种弊端，强调，如果现在再不进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改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还包括体制、科教体制、文化体制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对于改革的意义，指出：“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对于改革的原则，指出，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他还指出，“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对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的原则性规定。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既有困难、又有阻力。用什么来判断改革正确与否、成功失败呢？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将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置于三者之首，科学地阐释了发展生产力是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这就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标准的观点，纠正了过去离开生产力片面追求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离开生产力标准用抽象原则裁剪现实生活的错误。

　　发展理念论。站在全世界全人类的高度，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考察，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判断。发展是世界潮流、是世界历史性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解决落后的经济、科技等问题，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因此，要把发展放到首位，“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同时，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要实行对外开放。指出，“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当然，坚持对外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结合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因为思想上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应该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伴随中国的发展进程，不仅注重解决人民温饱问题，解决贫困问题，还从长远的眼光出发，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起来后如何共同富裕的问题。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思想体现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邃思考，蕴含着深厚的人民情怀和对人人共享、发展为了人民的坚定立场。审时度势，十分关注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88年他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为此，要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抓住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

　　发展方。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追求发展的进程中，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具体包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认为，经济建设成功的同时要注重法制建设、惩治、打击犯罪，如果经济发展，形成了贪污、盗窃、贿赂成风的社会，若社会风气、社会秩序坏下去，经济成功又有何意义？因此，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对于干部和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在的战略视野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要体现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也要体现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上。因此，他多次强调要注重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由此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人的发展目标的看法，即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这是“全面发展的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具体规定，成为全国人民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高度重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指出：中国党对社会主义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历史斗争中形成的，中国党是团结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到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同时，还要从严治党。认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党内部。”他指出：“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任务，这是对提出的发展观和“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继承与发展。进入新时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是一次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突破。这是我们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体现，也是对的思想、精神的传承与升华，对发展观、“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传承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