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检监察》2024年第15期评论员文章《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指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既当改革促进派、又当改革实干家，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不断将《决定》的“大写意”转化为“工笔画”。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担负“两个维护”的重大责任，认真落实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的重要要求，高质量做好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推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

　　陈理在《中史研究》2024年第3期撰文《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几个鲜明特征》指出，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以巨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新时启的划时代的改革，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格外璀璨绚丽的崭新篇章，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关键一招，也是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由之路。

　　程恩富、刘美平在《上海经济研究》2024年第5期撰文《新质生产力的学理分析与培育路径》指出，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生产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就高质量生产力而言，新质生产力是新核心生产要素提升传统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数据、信息、网络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因其自身的强渗透性、多兼容性、超时空性扩散力，具备了驾驭和整合传统核心生产要素资本的能力，成为撬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原发性突破口。新质生产力是群体性新科技体系和全产业链升级支撑的生产力，前沿性基础科学与开发性应用科学协同创新、全产业链集成优化共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式发展。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生产关系，国有企业和民族性私有企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微观载体，建构高效有为政府与高效公平市场之间的良好关系是为新质生产力规范发展秩序。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新机制、开创新场域、开辟新赛道、营造世界和平新环境来培育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唐爱军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年第3期撰文《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效结合》指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等方面的论述较少。十月和中国的胜利，使得“社会主义现代化”由理论设想走向实践探索，“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这一特殊空间开始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这一特殊空间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效结合、双向建构的现代化新类型。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着眼于现代化的有效发展逻辑，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理论创新，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效结合，超越了弱化现代化内涵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着眼于社会主义逻辑，通过中国党领导这一根本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等理论突破和制度创新，实现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有效结合，超越了消解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以现代化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建设协调并进的社会大变革。

　　刘晓林在《政坛》2024年第4期撰文《唐律中的“”：“非典型”立法语言的形成与演化》指出，唐前正史、经典及其注疏中的“”多表达与法律相关的含义，指称“正式、明确之法律条文”的用法较为常见。《唐律疏议》中“”仅于“律疏”中出现2次，但其来源清晰、表意稳定，呈现“非典型”立法语言的基本特征。律典中的“”可能产生于制作“律疏”的过程中，具有专门的法律意义与法律功能。“”可与“正条”“正文”互训，相关表述形式共同体现了立法者通过在注、疏中叙述、评价特定内容而实现补充、完善律文的“二次立法”意图。就律典中出现的频次与分布来看，“”呈现被“正条”“正文”吸收的趋势。唐后文献中“”的含义进一步丰富，作为立法语言的“”亦随之变化。明清律中“”仅表达“执行死刑”之意，“正条”专门指称“正式、明确之法律条文”。立法语言的形成过程与演化方向主要取决于词汇本身的含义以及立法者的意图，法律体系的整体演进对其也产生着影响。

　　简新华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7期撰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理论的几个争议问题》指出，马克思的论断、历史事实和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都证明，资本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范畴，客观存在着“非资本主义资本”。“资本一般”是指所有资本的共同特征，包括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的资本的共同特征，不只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类型资本的共同特征。资本既是生产要素又是生产关系，既是生产力范畴也是生产关系范畴。对待资本，既要从劳动过程又要从价值增殖过程来分析和认识资本的性质和作用，既要看到资本的现象形态又要透过现象把握资本的本质，这是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搞折中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拥有人身自由而且主要依靠劳动谋生，因而是商品，货币也就具备转化为资本的条件，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资本，没有违背马克思的经典资本理论。在市场经济中个体经营者掌握的生产要素也有价值，其通过生产经营活动也能够增殖，所以也应该是资本。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既存在公有制资本也存在私有制资本，不能都说成是“社会主义资本”，只有公有制资本才是社会主义资本，所以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这个概念可能更准确。

　　郑霁轩、张国捷、齐晓光在《自然杂志》2023年第5期撰文《多学科交叉揭开灵长类复杂社会的起源之谜》指出，灵长类动物的社会组织形式呈现出极高的多样性，但其演化历程，特别是几种最复杂的社会组织的起源尚未得到阐明。近百年来，为回答该问题，社会生态学和行为学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提出了众多理论，但它们主要停留在宏观层面，缺乏对基因组等微观机制的阐述。近日发表于《科学》的一项工作中，由西北大学齐晓光教授等中外科学家组成的联合团队，聚焦于独特珍稀的亚洲叶猴类，综合了来自比较基因组学、生态学、古生物学、行为学、细胞生物学等多领域的证据，全面地还原了该类群的自然史，尝试回答什么是社会组织演化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亚洲叶猴类的社会组织具有很强的系统发育信号，且受到历史上环境事件的深刻影响。其中，群体的复杂化可能与寒冷驱动的多巴胺通路和催产素通路的快速演化有关。该研究开创了“行为-生态-基因组”综合分析的范式，为灵长类社会演化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道路。

　　蒋慧在《江海学刊》2024年第2期撰文《学术资源数据国家所有的逻辑证成及其法治化展开》指出，目前，学术资源数据因其数量庞大而难以为单一主体有效管理与利用，部分商业化运营的学术资源数据库对学术资源数据实施垄断经营，减损了公众的合法权益。在对学术资源数据库进行相应的反垄断监管之外，亦可基于学术资源数据的公共价值，探索学术资源数据归国家所有这一路径。为了实现学术资源数据归国家所有，可从合法性与合理性层面进行逻辑证成，并通过立法形式对学术资源数据归国家所有予以制度确认，对已有学术资源数据库进行整合与改造，制定学术资源数据目录，拓展学术资源数据获取机制，构建学术资源数据归国家所有的实现机制。

　　刘程在《治理现代化研究》2024年第3期撰文《社会焦虑心态的特征趋势、生成逻辑与治理策略》指出，当前，随着我国进入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焦虑成为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心态，且由较高层次需求满足不足导致的发展性焦虑和价值性焦虑正在占据主导。社会焦虑心态是现代性与风险社会的“衍生品”，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现实的客观产物，也是人们通过互联网与新媒体进行话题分享、情感共鸣、身份认同等引起的情绪传染与扩散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焦虑对个人身心健康、社会活力、价值共识等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要求，亟须对社会焦虑心态进行疏导治理，通过实施推动稳就业促增收、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强化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优化互联网综合治理、强化价值引领、完善心理健康服务等策略，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焦虑心态的破坏性影响。

　　刘志阳、张宇擎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撰文《大模型创业：范式演进与理论建构》指出，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前沿，大模型具有涌现性、可编辑性与生成性，在创新创业活动中扮演着广泛且重要的角色。本文全面阐释了大模型对创业过程的系统性冲击，据此提出了大模型创业范式新概念。大模型创业是指创业者与大模型协同完成机会利用与开发的过程。在大模型的支持下，海量创业新机会将快速涌现，不依赖于创业者的发现或创造。系统资源将依据实时需要高效编辑，进而取代即兴化资源拼凑活动。人机协同混合创业者将取代单一人类创业者，创业认知与行动能力将获得全方位增强。与传统创业范式相比，大模型创业范式更具迅捷性、数智性、低成本性与易迁移性，从根本上改变价值创造进程，将极大推动大模型经济新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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