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2024年第17期发表了习总的重要文章《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人》。文章强调，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古人云：“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其维护统治、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途径无一不是通过教育。我国是中国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我们的教育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那将是教育的失败。教育的失败是一种根本性失败。我们决不能犯这种历史性错误！这是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必须把握的大是大非问题，没有什么可隐晦、可商榷、可含糊的。

　　《党建》2024年第9期评论员文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指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吕冰洋在《国际税收》2023年第5期撰文《我国大规模减税的经济学逻辑》指出，我国大规模减税存在持续时间长、规模大、范围广、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结合的特点，本文重点研究其经济学逻辑。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税负存在三次长周期变动，这三次变动均匹配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增长动力结构性转换的变动，大规模减税即是这个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规模减税是一个广泛的利益协调过程，包括部门收入分配格局协调、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协调、上下游产业间利益协调、地区之间利益协调。中国大规模减税的经验总结为：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改革；超越短期治理，实现长期发展战略目标；超越经济治理，推动全局治理。同时，大规模减税后应关注持续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评估，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完善税制结构，健全地方税体系，以及凝聚社会共识、推动更深层税制改革等五个方面。

　　李嘉树在《中史研究》2023年第5期撰文《小岗村“大包干”改革典型的组织塑造》指出，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 当时为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 是农村改革的典型，甚至有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之称。主流历史叙事对小岗 “大包干” 政策扩散的过程大多一笔带过，有的甚至认为其 “一经出现”便成为被效法的对象。然而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简单，小岗的包干到户一开始不仅没能对外 “输出经验”，反而面临着被压制的危险。在中央和安徽省委放宽政策后，小岗才被 《人民日报》《安徽日报》等媒体作为包干到户的典型对外宣传。随着凤阳 “大包干”闻名全国，小岗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样板地位逐步得到确立。

　　綦文惠、秦玉友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撰文《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演进逻辑与战略选择》指出，义务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关乎社会公平。当前，中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完成了以机会普及为核心的初步均衡和以资源均等为核心的基本均衡，现已进入以教师均质为核心的优质均衡时期，形成了中国式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演进路径。中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矛盾演进逻辑、价值演进逻辑、制度演进逻辑和实践演进逻辑。省思历史，未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应重塑义务教育发展资源配置观，建立积极差异化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优化区域内教师交流轮岗制度，探索实施教育增值性评价制度。

　　蔡雨坤、陈禹尧在《科普研究》2023年第4期撰文《取“人”之长：虚拟数字人在科普中的应用研究》指出，近年来，科普领域开始重视虚拟数字人的开发和应用。本文主要考察了虚拟科学家和虚拟科学媒体人两类被应用于科普领域的虚拟数字人。研究认为，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相关虚拟数字人人数不受限、样貌更新颖，且拥有智能化的科学内容生产能力，可以减轻真人科学家从事科普面临的时间压力、传播压力，改善公众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这些优点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科学普及工作提供了新思路，但必须重视运用于科普中的虚拟数字人在科学价值引领、修复科学家信任等方面的作用，通过多元规制管控好潜在风险。

　　王子今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6期撰文《秦汉交通工程的经济史与社会史考察》指出，继承秦人“好兴事”传统，秦代以“车同轨”为目标的交通工程追求宏大规模。从交通规划而言，汉代制度因循秦制，重要的交通建设由最高执政集团决策。对工程成本每多认真核计，则体现出国家经济管理的历史性进步。从社会史视角观察，民众的态度，受到执政者的重视，并影响到交通工程的启动和施行。秦汉交通工程多取军事化管理方式，可能首先基于对效率的考虑，或许也有避免过多冲击社会经济秩序和影响民生的动机。交通工程刻石纪功的传统，注重“用功”数额的记录，自汉代起历时长久，也自有制度史和社会史的缘由。

　　李筱永在《政丛》2024年第3期撰文《脑机接术背景下精神完整权的逻辑证成和制度构想》指出，面对脑机接术对人的隐私、精神完整性和心理连续性造成的威胁，身体权虽能够提供一定保障，但是尚不足以表彰其特殊性，尤其是对于非侵入式的。隐私权虽然能够保障公民免予心智思想被探知，但是不能兼及改变。思想自由、认知自由和精神自决保障公民寻求主动干预以塑造一个脑状态的积极面向有些激进。脑机接术对于心智思想的干预，不但直接、严重，甚至可能永远，因此要确立一种精神完整权。不论何种用途、侵入程度、接口类型，该技术研究应用都必须经过告知同意，不得强制以物理力或以隐瞒的方式为之。与为了保障公民心理健康权，强调国家的实现义务不同，精神完整权关涉隐私、身份、自主，聚焦于一种对抗国家不得干预的权能。

　　闻翔在《读书》2024年第3期撰文《潘光旦的好古与存人》指出，对潘光旦来说，古物不仅仅是一个现代科学眼光之下的对象化客体，对古物的收藏与玩好也不仅仅是为了抵达对以往的社会状况与文化制度的理解。更重要的或许在于，人与物是心物合一的关系，乘物游心，以心化物，以物。在这个意义上，潘光旦对古物是精神性的理解，而并非纯粹现代“科学的眼光”。同样，潘光旦的学问，在今天受到西方主流实证社会科学训练熏陶的新一代中国社会学人看来，似乎也构成了一个难以把握和理解的另类。就此而言，潘光旦的治学实践与收藏实践，实则是一体两面殊途同归的，而“存人”，正是其中一以贯之的根本关怀。

　　张道振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撰文《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和知识生产——兼论构建学科知识翻译史的可能性》指出，全球化语境下，强势文化固有的经济、和权力优势，导致文化和知识同质化及在全球流通的不平衡。翻译在促使地方性知识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加快了文化和知识的全球流通。本文通过将翻译中的知识和意义问题化，从而发现知识和意义并不是中立客观的事实，它们在目标系统的传播和最终确立涉及文化和社会关系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翻译在全球范围的贯彻将促成“杂合”意义或概念体系的形成，从而为文化之间的相互认同提供价值和意识形态基础。全球化背景下，翻译活动的跨国界和跨文化复杂性也为学科知识翻译史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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